“国际化虽然从提出已经上升到全球化阶段，中国视角已经从追随美国转变到放眼全球，但实施却是个不简单的问题。”从外表上看起来最像教授的这位中国顶级商学院中最年轻的院长、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始终有一种特别的平和。

当2006年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与美国华盛顿大学奥林商学院的合作EMBA项目获得伦敦《金融时报》EMBA项目排名全球第八的时候，复旦之路再一次引起全国商学院的讨论、质疑和经验咨询，陆雄文用自己的实践给了最直接的回击。

“合作委员会”直接负责项目

对于复旦管理学院来说，国际合作的目的是为了有更国际化的视野。这种国际化不仅只是针对学生，还在于本院教师同国外的教授之间的交流、跟进；学生能有跨文化交流的经验；教师能同管理学界主流的学者一起研究；学院保证能借鉴到国外的知识、思想和一套系统——课程体系、运作体系等。

在这样的目标导向下，复旦首先在合作对象上做筛选和淘汰。对于美国的学院，保证是排名前三十位的；对于欧洲，保证是每个国家的前三位商学院。陆雄文表示，在这样的搭配下，才能达到学院借鉴和利用的目的。

这样定位以后，复旦强调平等、互利、开诚布公和充分交流。在包括课程体系的设计、师资的配备、教育质量的控制、学生的招收、学生的实习等方面，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达成一致。在十多年同国外商学院的合作中，由过去的双方合作到现在的三方合作，从MIT到香港大学，复旦逐渐形成一种机制保证项目的可持续性发展。“保证在中国办的教育项目，我们有主导权。而且因此能利用国外先进资源，来保证研究的发展。”陆雄文表示。

从对外来说，复旦管理学院所有合作项目都有合作委员会，合作委员会向双方院长负责。独立的合作委员会的存在，让合作项目有了管理权清晰的执行方，这让复旦与麻省理工等国际知名学院在十多年中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如果复旦管理学院只与华盛顿大学合作，可以用“合作委员会”解决所有问题，但当复旦有8个合作项目之后，面对上海这同一块市场，怎样保证项目之间不冲突不竞争？

陆雄文说：“项目之间为什么不冲突，因为我们项目之间有很好的定位。各个项目的定位是不同的，目标市场的区隔正好是错开的。因为我们各个项目针对的目标市场有差异，所以导向是不同的。”

但陆雄文也承认，“有没有一点重合？有一点重合。但是重合的比较少，所以冲突就少”。

对于潜在的重合和冲突，复旦管理学院采取每个项目独立的运作方式，在此基础上，再通过各种机制形成共享平台资源。陆雄文说：“我们有每个星期的项目组会议来协调项目之间的关系，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共享，来保持相互的沟通和协调。这个是我们的一些经验。”

培养中国人才与“拿来主义”

并不是所有商学院都具有培养有国际竞争力人才的能力，特别是国内大多数商学院在教师资源、资金能力和教育体制的限制之下，实施起来并不是个简单的问题。

因此，利用国外先进资源，来保证研究的发展，不仅开拓了学生的视野，而且国外的资源直接能够为学生所感受。中国管理教育发展时间比较短，同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和需求相比，商学院的师资不足、场地资源不足、资金不足，对于上海的几所商学院来说，即使借助地域优势补足普遍的缺陷，也存在招生配额不足的问题。在“配额招生”机制下，即使国内的商学院有扩大招生的能力，也要受配额限制。陆雄文表示，由于复旦有国际合作项目，国外的资源大大提高了学院培养学生的能力。“原来我们只能培养300个，现在我们可以培养600个，原来可以培养500个，现在可以培养1000个，这样也为中国培养了更多的优秀人才。”

陆雄文表示，同合作伙伴合作，利用人家资源向人家学习，最终是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我们很清楚，我们主要是培养中国人才。我们的国际学生现在比例不高，我们没有刻意提高国际学生比例，原来从1%自然增长到现在4%－5%，将来也不会超过10%。我们不希望超过10%，因为我们的使命是对中国经济人才的培养。有一点国际学生，一个是让世界了解中国，开放教育体系，让国外学生直接到中国来学习，感受中国的发展。他们的参与，他们将来在中国开创他们的事业，加入中国的企业，对中国经济发展也有正面积极的作用。另一个，由于他们在班上跟我们的学生一起学习，也让中国学生直接有跨文化学习的经验。这就是复旦管理学院为什么需要一点国际学生，但主流是中国的原因。”

陆雄文说：“虽然是国际合作项目，但我们使用‘拿来主义’。对于合作项目的教师，也鼓励研究中国问题，编写关于中国企业的一些案例，并用到课堂上来。一个一流的商学院教师能不能融通中外，把国际上最新的学术思想同中国非常有活力的但是也在转型的经济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企业家、职业经理人所面对的困惑和挑战，帮助他们找到解决实际工作当中的各种困惑、问题、挑战的具体的方案，也是真正体现其教育水准的一个标志。”

商学院与企业也讲“门当户对”

对于中国的文人阶层来说，向别人要钱是最不爱做的事。而在当前的中国环境，企业也没有向高校捐款的传统，而且企业对高校有两个误解：第一，政府给国立大学拨款，并不需要赞助。但事实上，中国高校预算50%靠政府拨款，50%得自己筹钱。对于复旦管理学院这样的商学院来说，90%预算靠自己，10%学校拨付。商学院对自己的收入有支配权，已经是高校的宽厚。

第二，企业捐款没有税收优惠。欧美和中国香港地区除了有企业家成功以后回馈母校的文化传统，也有一套税收优惠政策，给高校捐款可以免除30%－40%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而我们没有这样的政策，所以企业给商学院捐赠主要看院长是谁。张维迎曾表示，他很多时间都用到给学院筹钱去了。陆雄文院长在复旦也分管找企业捐款。

复旦管理学院得到了万事达卡国际组织、美国花旗银行、史带基金会等在内的海内外著名企业的赞助，除了奖学金、冠名教室、冠名讲座论坛、教授席位，还有各种物品捐赠、企业招聘等各种形式的资源共享。复旦按职能来建立与企业发展关系的部门，企业关系部专门为学生引进演讲嘉宾、企业参访机会、学生活动支持等资源。职业发展中心专门给学生安排就业。

学院用什么吸引企业？对此，陆雄文表示，首先自己要做好。得不到企业的认同和尊重，人家看不起你，人家就不会和你合作。“这个道理和找对象一样。自己不帅不酷没有知识不睿智没有能力和成就，成熟一点的女孩子就不喜欢你。企业和学院的关系一样，基本比较匹配的原则。自己做大做强，就有企业来找你，自己做得弱小，也只有弱的小的企业来提供一些尽它所能的帮助。”

一问一答

中国问题的研究决定世界学术界地位

《华夏时报》：商学院管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之间的关系和将来的发展方向怎样？他们的研究方向和教学方法有怎样的趋势？

陆雄文：教师教学应该博采众长，因课制宜。现在案例教学有三个问题：第一，案例的质量问题。案例的信息选择、加工、编辑，使得案例只能逼近事实，而不能完全反映事实。第二，案例的时效性问题。有些问题可能三十年五十年不变，永远是经典；但有一些，比如中国价格双轨制时代的企业发展案例，现在就已经失效了。第三，由于写案例要公司同意授权，而企业由于其商业目的，喜欢标榜性的、成功的案例，写案例变成企业的一项公关活动，不能完全反映企业真实情况。

经济学家从事经济理论的研究，提供理论模型、政策咨询。他们一般不直接参与对于微观层面的职业经理的培训，经济学家不培养直接进行商业操作的人才。他们主要是研习理论、传播思想、影响决策。管理学家不仅要做微观问题的研究，就商业模式、商业规则、商业变革等问题提供直接的理论指导，也直接培养微观操作的人才。

这两者是互补合作的，商学院的学生都要具有必要的经济学的知识。但是他们不去做深入的经济理论的研究。商学院教授的社会责任就更直接一点。他们培养的学生将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层面，他们的思想与行为也将为社会的各个层面所关注。他们为社会的发展、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为经济学家的研究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起到的作用，给予积极的推动。

随着中国在世界的进一步崛起，对于中国问题的关注、兴趣，将成为一个全球的现象。我们需要对中国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及早地去介入、研究，甚至我可以大胆预言，在未来20年，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将成为全世界的趋势。谁在中国问题研究上有独创性成果，谁就能奠定自己在世界学术界的地位。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会诞生世界级的学者。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鼓励老师要关怀中国、立足中国。这也是我们吸引海归人才回国的原因。

见 解

大陆顶尖学生们的申请之死

鲁 子

申请国际顶级商学院被不少精英的年轻人看做改变命运的快速通道，但这些常胜将军们在抢这不多的几个名额后，最后发现：被录取的并非“最优秀的人”。你很难讲清楚为什么哈佛、沃顿、斯坦佛不只看GMAT、TOEFL成绩，也并非是按分录取。而一旦你举出大量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对方也许仍会恍然大悟地对你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校，录取学生原来是靠关系？对于习惯于我国教育体制的学生们来说，脱离了排分取人的制度，自然有“凭关系”的顾虑。但事实上，对于远在美国、把学院名誉视为生命的世界前十位商学院来说，“走后门”显然不可想像。

于是，对于大量高分申请者的失利，国际MBA追捧者们又会陷入另外一个误区：世界顶级商学院录取学生看的是申请者良好的工作经历。这种看法吓退了不少非跨国企业部门经理的申请者，也让不少工作语言是外语，兼有一点管理经验的人变得踌躇满志。如果不被录取的话，他们愿意失去对国际顶级商学院的信仰。

在前两个硬条件不成立的情况下，更坚强的申请者们会陷入第三个误区：决定条件在于推荐人的实力背景和其写的推荐信是多么毫无保留的夸张赞誉。美国学生不也时常找来州长或总统写推荐吗？对于这一点，一位招生主任讲过一个笑话。他说州长告诉我，如果他想推荐一个学生，会给我打电话。如果只是写了推荐信，那是为了拉选票。

走在正确道路上的申请者会明白，商学院最看重的莫过于申请论文（essays）。但明白这一点依然不能阻挡失败。在一个申请者读过MBA之前，他很难明白工商管理的本义，而且商学院提出的三个有关申请论文的问题，看起来是这样的无话可说：为什么要读MBA？你的职业目标？为什么是你（而不是别人）？除了第三个需要个人成功和失败的案例，可以编好听的故事，前两个似乎可以找前辈的答案抄一抄。而个人的失败案例也往往写得像提给领导的意见：由于太辛苦太卖力造成的失误。但事实告诉申请者们，哪怕一句假话套话被招生主任抓住，不仅本次申请无望，恐怕以后也永远进入这家学院的黑名单了。

这样看来，似乎申请无望，蓬勃躁动的心似乎应该安于现在舒适的工作，不要妄图去华尔街与印度人争夺世界500强企业的管理席位。

我的朋友谢劲波做了十多年培训，中国顶级商学院的成功申请者有1/3是他的学员。他两年前对我说的一段话让我至今难忘：对于商学院的评价标准，就是看其毕业生将来在商业上的成功。什么样的人更容易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不是考试成绩最好或工作背景更好的，而是对自己有更清楚的认识。你明白由于自己的哪些性格特质获得了成功，由于哪些原因遭到失败。如果你明白由于自己哪些特质有遭遇失败的可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失败。比如让一个互补的人来代替你接手这件事。商学院在找这样的人，而论文是不多的机会能表现这点的。

所以申请国际顶级商学院并非是考试和写简历那么简单，你需要对自己有一个充分的反省和认识，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谢劲波的学员在拿到商学院录取书后而感到自己已经不用读MBA了。

人物介绍

陆雄文，毕业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企业管理专业博士生导师、市场营销系教授，现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美国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博士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和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费雪商学院访问学者，香港大学经济学院名誉教授，挪威管理学院名誉教授。